引言
宋初时期，吐蕃东进和熙河地区蕃部的形成，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熙河地区地处四冲之地，是西域文化、吐蕃文化、党项文化和汉文化融合互动的主要场所。受此影响，宋代熙河地区蕃部不仅形成了笃信佛教，尊奉蕃僧，崇尚贵种，好附强族的文化传统；而且保留了“传箭”和“盟誓”的风俗习惯。
熙河地区自魏晋以来，就是汉传佛教发展的中心之一。唐朝中后期，随着吐蕃王朝东侵，藏传佛教被带入熙河地区，与当地汉传佛教相互融合，逐渐成为熙河地区蕃部的主要信仰。入宋后，熙河地区蕃部虽然与西藏本土脱离了联系，但他们对佛教的信仰有增无减，仍炽热虔诚。
文化习俗
据王钦臣《岷州广仁禅院碑记》载：“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计其部人多寡，推择其可奉佛者使为之”。宋代熙河地区蕃部所崇佛教，多为藏传佛教，僧侣不守戒律，“妻子具而淫杀不止，口腹纵而荤酣不厌”。同时受到中原禅宗北宗思想的影响。
熙河地区蕃部“重僧”，河州蕃部大首领木征“多与僧亲善”，因而佛教僧侣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影响非常显赫。
这些蕃僧不仅是宗教领袖，享有很高的宗教权威；而且大多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充当某个部族或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除此之外，熙河地区活动的僧侣还有经由熙河至宋的西域僧侣和来自宋朝的汉僧。
这些僧侣在加强熙河地区蕃部的团结，调节各部族之间的纠纷以及开展外交活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熙河地区蕃部还有尊贵种，附强族的文化传统。王安石曾言：“蕃人但见贵种，则已悦慕附从。”王韶亦言：“蕃部之俗，既宗贵种，又附强国。”李宪也认为：“羌戎畏服贵种，其天性也。”
熙河地区蕃部虽然部落分散，不相君长，但是他们对“贵种”和“强族”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蕃族习俗“最重酬赛”，相互之间“皆以仇怨，不相附属”，熙河地区蕃部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这只是熙河诸蕃部内部各族之间处理矛盾的方式，当它们遭遇外来势力的侵逼和威胁时，它们经常会搁置分歧，同仇敌忾，正如宋琪所言：“其俗多有世仇，不相往来，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
这种通过“传箭”或“盟誓”，结成临时性军事联盟的习俗，有效地保证了熙河地区蕃部的生存能力。
熙河地区的民族和地缘格局
迁居熙河地区的吐蕃人、党项人、吐谷浑人和当地汉人经过长期互动和融合后，民族属性弱化，民族差异减少，逐渐形成具有共同政治利益、经济关系和文化传统的混合部落，称之“蕃部”。
入宋以后，熙河地区已是蕃部散居、族群繁盛的部落社会。唐朝安史之乱后，河陇驻军调往内地平叛，西北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北进和东侵。
宝应二年（年），吐蕃攻陷临洮（今甘肃临洮）、秦州（今甘肃天水）、成州（今甘肃成县）、渭州（今甘肃陇西）等地。广德元年（76年），吐蕃入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于是陇右地尽亡”。
建中四年（78年），唐蕃在清水（今甘肃清水）举行会盟，规定“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使、临洮，又东至成州，扺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
标志着唐王朝对吐蕃占领兰州、渭州、原州（今宁夏固原）、会州（今甘肃平川区水泉镇）和西使城（今甘肃定西）、临洮军等地合法性的承认。九世纪中期，吐蕃赞普朗达玛被杀，河陇吐蕃贵族陷入混战，洛门川（今甘肃武山县南峪河）讨击使恐尚热、渭州守将尚思罗、鄯州（今青海西宁）守将尚婢婢陷入混战，战乱持续二十余年方才平息。
经此一役，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陷入分裂，战乱“充斥于大部分藏区，各地逐一分成为所谓：大政、小政，多部，少部；金者，玉者；食肉者，食糌粑者”。这为归义军政权的建立以及收复河陇州郡创造了条件。
大中二年（年），沙州张议潮兄弟起兵，克复州城，随后“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大中五年（年），张议潮遣兄张议谭奉十一州图籍、户口献于唐，“河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
唐朝以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领新复之地，不过“宣、懿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河陇地区吐蕃部落各自为政的状态并未因此而改变，直至北宋依然“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
北宋时期，吐蕃部落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邵伯温言：“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秦、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階，利，文，政，绵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遗种也。”
王韶亦言：“泾原、秦凤两路蕃兵，及洮、河、宕、叠州、武胜军诸族，皆吐蕃之遗种也。”可见，熙河地区所属的河（今甘肃临夏）、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肃迭部）、宕州（今甘肃宕昌）和武胜军（今甘肃临洮）都是吐蕃部落的集中分布区。
熙河地区四周的西凉府（今甘肃武威）、青唐城（今青海西宁）、邈川城（今青海乐都）以及利州、秦凤、泾原、环庆、灵夏等地亦有吐蕃部落。北宋西北地区的吐蕃部落有生、熟户之分，所谓“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遏寇略者，谓之生户”。
熙河地区位于宋朝秦、灵、夏州的西部边防线之外，生活在这里的吐蕃部落多为生户，这些生户散居于“蹉鹘谷、者达谷、必利城、臈家城、袅城、古渭州、龛谷、洮、河、兰州、叠、宕州，连宗哥、青塘城一带，种类莫知其数，然族帐分散，不相君长。”逐渐发展成为熙河地区蕃部的主要来源和民族成分。
党项内迁及与吐蕃部落杂居党
项拓跋氏可能源出辽东鲜卑族系，西迁至甘、青、川交界地区，与当地羌族融合，逐渐羌化，故称为“党项羌”或“西羌之别种”。
隋代，党项族日渐强盛。其分布范围“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可见，当时党项族的居地已经东扩至熙河地区的临洮一带。隋唐时期，迁居陇右地区的党项部族不在少数。隋开皇五年（年），党项首领拓跋宁丛在旭州（今甘肃临潭）求内附；开皇十五年（年），叠州党项羌“时有翻叛”。
大业三年（年），隋炀帝在金城郡召见党项羌首；大业五年（年），狄道党项羌遣使贡方物；唐贞观九年（65年），洮州羌叛入吐谷浑。唐高宗麟德至永隆间（-年），兰州刺史崔知温打败并招降了来犯的党项羌，将其安置在兰州附近。
可见，宋代熙河地区各州郡早在隋唐之际就有大部内迁的党项部族定居生活。唐贞观以后，吐蕃王朝强盛，侵逼党项居地，迫使党项拓跋、野利、把利、破丑诸族内徙，唐朝将其安置在庆州（今甘肃庆阳），设置“静边等州以处之”。
安史之乱后，为防止吐蕃、党项联合入寇，唐朝将党项族再次北迁，据《新唐书·地理志》载：“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乃徙党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
唐末五代时期，内迁党项族已“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但是，因吐蕃侵逼而内迁的党项族并非全部，仍有相当多的党项部族留居陇右地区，成为吐蕃王朝役属的部族，并逐渐与吐蕃部落融合。
入宋后，银夏一带的党项族再次向宋夏沿边地区迁徙，活动区域得以向宋境扩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
《宋史·党项传》亦载：“今灵、夏、绥、麟、府、环、庆、丰州、镇戎、天德、振武军，并其族帐。”党项族西界未越过灵州（今宁夏灵武）、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一线，原留居熙河地区的党项族已基本完成了吐蕃化的过程。
夏州党项兴起及建立西夏后，很多党项部族随西夏的扩张而西迁至凉州等地，熙河地区所属的兰州、武胜军、河州、古渭州（今甘肃陇西）一带亦有分布。兰州东南汝遮谷生活的龛波给家二十二族和纳迷水生活的乞当族都是党项部族。
兰州西市新城（今甘肃榆中县三角城乡）、瓦川会城（今甘肃榆中县新营镇）、西市城（今甘肃定西），河州撒逋宗城，武胜军结河川（今广通河）和古渭州都有西夏部落军防守和活动。
结语
总的来说，这些党项族长期生活在吐蕃部落聚居的地区，逐渐演化为吐蕃化程度相当深刻的党项羌人与吐蕃人族种分散，不相君长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组织类似，熙河地区的党项族“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逐渐发展成为熙河地区蕃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